众所周知，殷墟是出土甲骨文的地方。根据目前出土的甲骨，可以得知甲骨文大致记录了以下内容：
1.事件/行为：1）祭祀（对象、行为）、战争、田猎；2）生产（省田、逆吕）；3）生活（分娩、大食、小食、翻车）；4）占卜、祝祷。
2.方国：例如蜀、雀、沚等。
3.天象：例如风、雨、雷、电等。
4.旬夕（纪时）：例如甲午、己丑等。
5.人物：例如国王、臣宰、贞人、众、妇好、子画等。
6.事物：例如河流、疾病（齿疾）、梦魇等。
7.器物：例如鬲、爵、舟、车、吕、示等。8.动物：例如龙、虎、羊、犬等。
甲骨文反映了商朝的社会组织
除了前文提到的甲骨文证实了商王朝与大邑商的存在，甲骨文里还包括一些其他考古资料难以直接呈现的内容，比如商王朝的社会组织。除了极少量的铜器铭文中有“王”字，很难通过一件器物来证明“王”的存在，而大量的甲骨文上有“王”字以及“小臣”“族”“三族”“五族”“多子族”等表述，这些就可以证明商王朝的社会结构。当然，经过分析殷墟发掘的墓葬也可以看出商王朝具有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族群现象也能在墓地中反映出来。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共同契合、相互印证了商朝的社会结构。
考古遗迹与甲骨文反映商人的社会生产与生活
商王朝时期的桥梁以及桥上的车辙，说明商人曾经驾着马车过桥；制陶作坊遗址呈现了商人如何烧窑、如何烧制陶器；殷墟出土的商朝陶水管，证明了商朝人的住宅或者村庄里已经有了排水系统，陶水管把水引入下游的水沟，水沟旁边的作坊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水。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发现：商朝人打井，喝井水；商朝贵族出行乘坐马车；商朝人吃小米，甲骨文中的“禾”字、“麦”字、“黍”字、“年”字，都跟粮食有关；商朝人用青铜器煮鸡肉、鱼肉，可能还会煲汤，与我们今天的生活遥相呼应。
甲骨文“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场车祸
有意思的是，在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场车祸记录。甲骨文记载，国王在癸巳这一天占卜，询问10天之内是否有灾祸，几次占卜的结果都不好，但国王比较执拗，在甲午这一天坚持要出门打猎。出门之后，随行臣子用来驾车的马受惊，撞上了国王乘坐的车，结果臣子的车车轴断了，国王的车翻车了，坐在这辆车上的王子掉了下来。通过与考古发现结合，我们了解了商朝马车真正的结构。我们曾经根据这些资料，用三维形式给马车建模，以动漫的形式把这场交通事故还原出来，细节包括王子的形象、马的品种、马如何穿绳、穿戴，那时的兵器是什么样子，等等。可见，甲骨文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可以共同向我们展现商朝人生动、有趣的生活。
甲骨文体现商人的精神信仰
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人祭祀的信息，包括祭祀形式、时间、祭祀对象，以及祭祀用的牺牲。举个例子，甲骨文里提到了“羌”和“百羌”。羌是当时的一个民族，但是甲骨文只记录了“羌”的存在，至于羌在哪里？羌人如何被抓？为什么被杀？只有跟考古发现相结合，才能解答这些问题。根据目前的研究，羌人是商朝人从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抓过来的。商朝人基本上生活在河南，羌人则生活在陕甘一带，商人之所以能够抓住并杀掉羌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人有强大的社会组织。据甲骨文记载，商人打仗的时候分左师和右师。有了左、右两支部队的建制，就可以形成合围来攻击敌人。考古发现证实，商朝兵器是10件一捆，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有小队的概念。这样有组织的打仗方式在当时十分先进，所以能抓到羌人。商人抓住羌人后，杀掉羌人用于殉葬或祭祀。被杀死的羌人就埋在了殷墟王陵区，而且是一排一排、一组一组地埋。他们会一次性杀掉几十个、上百个羌人。2013年，我带着考古队在安阳殷墟发掘了3个坑，3个坑里都发现了一具一具叠压起来人骨，都没有脑袋。然而在一些大墓的墓道里或大墓附近，发现有10个一排、成排垒起来的头骨，应是用作祭祀。
甲骨文是何时被创造的？
从表面上看，超过99%以上的甲骨出土在安阳殷墟，表明这些文字是生活在大邑商的商朝人刻上去的，但是商朝人刻字的时间并不等于甲骨文被创造出来的时间。甲骨文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甲骨文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甲骨文的源头是什么？这些都是不同的概念。
甲骨文的发明时间很可能比商王朝更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学术界争论颇多，到今天为止只形成一个共识：甲骨文一定不是我们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创造于仰韶文化时期，距今5000多年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的创制时间可能没那么早，但应是在史前时期，可是检索史前时期的考古发现资料之后，学者们意识到不管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或是河南二里头的刻画符号，还是仰韶时期半坡的刻画符号，都跟甲骨文完全不同。甲骨文到底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谜。根据我和常淑敏博士最新的研究结果，甲骨文是公元前15世纪前后被批量造出来的。
我们研究甲骨文创制年代的方法，叫做“源体对征”。甲骨文中有一个概念叫“取象构形”，大量甲骨文字是通过形或形旁来构形的，这些“形”或取象于日月山川、风云雷电、动物植物、人体器官，或取象于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各类设施和器物。这种“取象构形”的规律，给了我们研究甲骨文创制年代的机会。甲骨文中大量文字取象于器物，炊器如鼎、鬲，食器如簋、豆，酒器如爵、斝，兵器如戈、钺，日常用具如床、席、车等。因为器物在考古学里是对应年代的，一旦这些器物入字，那么我们很可能就顺势找到了文字的年代。
以“爵”字为例，在考古发现中出土的商早期偏晚的爵（公元前15世纪前后），其特点是底部平直，而殷墟出土的爵底部是尖弧形的。这2种爵之间的年代差了200年左右，这2种爵的年代差对于我们解决甲骨文创造时间的问题很关键。我们对所有出现在甲骨文里的“爵”字进行整理之后发现，不外乎5种形态和写法，这5种写法都映照了平底、长流的爵，也就是公元前15世纪的爵。为了证明甲骨文“爵”字取象的时间并不早于公元前15世纪，我们将甲骨文“爵”字与二里头出土的爵也进行了对比，并没有发现有取象上的关联。可见甲骨文“爵”字，反映的并非殷墟时期的爵，而是更早时期的爵，当然也不反映比商早期偏晚阶段更早的二里头时期的爵。这就证明，甲骨文“爵”字取象于公元前15世纪的器物。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也有“爵”字，这个字和殷墟时期的爵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反而和商王朝早期偏晚阶段的爵比较像。
爵，引自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第42页
商代铜鼎，尖足，引自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41页
商代铜鼎，平足，引自《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41页
再举一个例子，甲骨文“鼎”字。甲骨文中的“鼎”字一共有8种形态，将这8种形态的“鼎”字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鼎相比，也完全不相似。殷墟的鼎都是平足跟，但甲骨文“鼎”字底下是尖的，中间有空隙。考古中确实发现过这种鼎，它的器型比较特别，只产生于公元前15世纪。殷墟中出土的鼎铸造于商王朝晚期，殷墟的甲骨文、金文“鼎”字居然没有法取这个时期鼎的外形，而法取了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空锥足带尖顶的鼎，这也证明甲骨文是法取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器物。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今天见到的甲骨文，大多数应该是公元前15世纪前后被造出来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认为，甲骨文之前极有可能已有文字存在，不能简单将甲骨文创制于公元前15世纪的结论等同于汉字起源的时间。汉字的源头可能更早，中国文字的历史很长，甲骨文可能是商王朝人自己创制的全新文字。这批文字的出现，不等于汉字的起源，更像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汉字革命。过去有一种说法：汉字、音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一起喊号子，于是有了音乐；劳动人民为了交流，于是积累产生了文字。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结果，甲骨文不像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因为甲骨文造字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而且甲骨文具有较为统一的造字规律，具有较为明显的取象构形的方式，更像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汉字革命中创制出来的。
一个纯粹做甲骨文字研究的人，如果不懂得商代的青铜器，可能未必能探究出甲骨文的创制时间，而一个纯粹做考古研究的人，即便对器物很熟悉，但是完全不懂甲骨文，也很难发现这个规律。当甲骨文与考古发掘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发现真实、有趣的历史，还可以有许多新鲜的发现与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