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的一天，建川博物馆正面战场馆的淞沪会战展厅中，一名讲解员正在为游客细心地讲解着当年悲壮的一幕幕：“1937年10月27日，在上海闸北光复路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忽然，一名老人打断讲解员的话道：“不是八百壮士， 是397人”，老人随即又说道他就是当年守卫四行仓库的一名士兵。

“我端着枪，腰间别着四枚手榴弹，带着几十名兄弟冲了出去和鬼子死战在一起，一个鬼子的刺刀将我的额头划破了一道血印……”

这名老人名叫杨根奎，他生动地讲述起了当年的战况，游客们也都对这位老英雄肃然起敬，还纷纷围拢过来同他合影。

来到谢晋元将军的雕塑前，老人立正、脱帽，恭敬地向老团长敬礼，并说道：“老团长，一营二连一排的中尉排长杨根奎向您报道，来看望您了！”。

这名亲历了那场悲壮战斗的老兵将人们的思绪拉向了那个遥远的战乱年代，老人也犹如穿越而来的英雄，为后人开启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八百壮士的的故事至今令后人感慨、敬仰和悲恸，而他们此后的遭遇更是令人心酸。

英雄团长谢晋元的夫人接过丈夫的使命，为这群孤军战士做主、出头，倾其所能的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一、家境殷实的上海小姐

谢晋元将军的夫人名叫凌维诚，是一位地道的上海女儿。

1907年，凌维诚出生于上海的小康之家，虽然她的父亲去世的较早，但其母亲仍然将生活打理的井井有条，家中还有一家面店，生活水平还算不错。

比起出自大城市的凌维诚，谢晋元的出身就显得寒酸的多，谢晋元出身于广东客家地区的小村庄，家中以务农为主，一共有姊妹八人，日子过的非常艰难。

不过，谢晋元却从小与众不同，他十分热爱学习，从小成绩也很优异，视野也很开阔。

后来，谢晋元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

进入大学后的谢晋元更加开拓了眼界，最终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下投笔从戎，转入到黄埔军校四期学习。

黄埔四期是十分辉煌的一届，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将领就出自这一期。

1927年，谢晋元和凌维诚二人在一场婚礼上相识，此时的谢晋元已经提前从黄埔毕业，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而凌维诚刚刚毕业于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

两人很快就互相熟悉并开始交往，一个是参加北伐的革命军人，一个是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命运却将两人最终牵线在一起。

对于同谢晋元的交往，凌维诚的家人是反对的，尤其是她的母亲十分反对二人的结合。

这倒不是因为谢晋元家境贫寒，让凌家人瞧不起，实际上谢晋元的人品还是非常被认可的。但是凌维诚的母亲忧心的是谢晋元的职业。

在战争年代，军人同家人聚少离多，也非常的危险，都说“将军难免阵伤亡”，更何况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军官呢？

虽然民间自古也有“乱世从军，治世从商”的说法，可作为母亲来说，仍然希望女儿能够有稳定的生活，不要整天的担惊受怕。

只不过，相爱的两个人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和险阻。

1928年，谢晋元在战场上负伤，被送回汉口美国人开的医院疗伤，在他疗伤的一年多时间里，凌维诚常常前来探望，感情迅速的升温，再也没有人能将他们分开。

1929年，谢晋元和凌维诚在汉口结婚，终成眷侣。

二、为国尽忠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0月，在日军疯狂进攻上海的一天，一早醒来，许多上海市民都看到了四行仓库上高高飘扬的中华民国国旗。

这给了处在困境中的上海市民一丝宝贵的慰藉，在日军海陆空大举围困的关键时刻，这一面红旗升起来的是中国人不屈的斗志和永恒的希望。

当天的《申报》也十分的激动，它这样报道着这一壮举：“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当蒋介石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以示上海并没有被完全占领，中国政府未曾决心放弃上海时，谢晋元奉命死守上海最后的阵地，四行仓库。

作为一名军人，不管上峰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打着怎样的计较，但杀敌报国是使命和天职，谢晋元在明知死守无望的情况下，仍然不惜一切的决心以死报国，通杀倭寇。

“即使尚存一枪一弹也要同敌人战斗到底，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必须让倭寇付出同样的代价”，谢晋元写下遗嘱，心中早就存了必死之心。

四行仓库的战斗是激烈的，日本人将上海最后的堡垒视为眼中钉，不惜兵力的也要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打散、打落。

在参加了这场战斗的孤军营长杨瑞符的回忆中就记载到：“敌人火力凶猛，以平射炮和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烈的炮击，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每一秒都有炮弹射出”。

战斗是艰难的，面对优势火力的日寇，谢晋元率领孤军勇士们奋勇杀敌，每一个人都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

10月28日，日本组织突击队员试图移动到四行仓库的墙体=边，再用炸药包将其炸开一个缺口，当十几名日军顶着厚厚的钢板向目标靠近时，战士们的枪已经打不透钢板了。

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陈树生没有犹豫，果断的从六楼一跃而下，拉响了浑身绑满的手榴弹，和这些鬼子们同归于尽。

这样的场景足以震撼每一个人，也足以鼓舞每一名战士继续战斗。

此情此景，正是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支撑了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谢晋元目睹了陈树生的英勇壮举后，不禁泪流满面，他说道：“全体壮士们早就视死如归，立下遗嘱，誓死同阵地共存亡”。

谢晋元同战士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缺粮少水的艰难情况下和敌人浴血奋战，不后退一步。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守卫四行仓库的勇士们条件非常艰苦，甚至连干净的水都难以喝上。

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处上海处处长文强曾进入过四行仓库，并亲眼见到了数百壮士们英勇杀敌的场景。

文强说：“谢团长他们进驻的第二天，自来水就断了，将士们甚至不得不将污水和小便储存起来，以作灭火之用。不仅如此，粮食也严重匮乏”。

四行仓库的这场战斗打出来的是中国军人不屈的意志和坚决抵抗侵略者的决心，战斗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拥有这样敢于同侵略者拼命的可爱的将士们，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他们的战斗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当经历了四天四夜的艰苦战斗后，奉命撤出阵地的谢晋元所部也得到了英国同仁的敬意 。

英军指挥官马提斯少将甚至完全不顾日军的抗议，亲自站在警戒线上，掩护壮士们通过新垃圾桥。

面对浴血奋战的勇士们，民众也早就被感动的热泪盈眶，他们高呼“英雄万岁”的口号，为战士们助威和欢迎。

只可惜，谢晋元将军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不幸被民族败类所害，死得憋屈。

1941年4月24日，四名被汪伪政权收买的郝鼎诚等人用短刀猛刺谢晋元将军，使其最终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七岁，令人痛惜不已，也异常愤怒。

而当谢晋元遇害的消息被传到广东蕉岭的农村时，凌维诚的世界几近崩塌。

在五年前的1936年春节之后，谢晋元在战前就将凌维诚和孩子们送回了广东老家，并将家中的一切都托付给了妻子。

“母亲要照看公婆和四个孩子，以及我大伯留下的一个女儿”多年以后，谢晋元的儿子谢继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父亲临别前曾对母亲说在抗战胜利后就回接我们母子回家，母亲也一直记着这句话，然而母亲最终等来的却是噩耗”。

谢继民常常一提到母亲就感到很难过，母亲为这个家庭背负了太多，也付出了太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继民还指了指记者和一同接受采访的女孩说道：“母亲原来同你们一样是读书的小姐，从小也在上海长大，家境也很殷实，日子无忧无虑”。

对于凌维诚来说，丈夫的遇难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此时的她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后，已经从一名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姐蜕变为了一名女汉子，女强人。

三、坚强的凌维诚求助老蒋无果

在蕉岭老家，凌维诚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按照当时客家人的风俗，男人是不下地干活的。

而且谢晋元的父亲也的确过于年迈，难以负担家庭的重任，凌维诚就成了家中唯一的劳动力。

当时的凌维诚一共要养活五个孩子、两个老人和她自己，全家八口人的重担都系在她一人身上，其中的艰辛外人难以想象，更何况她这样一个从上海而来的文弱小姐。

谢继民说，常常一早醒来就已经看不见母亲的身影，她已经开始下地干活了。

为了让孩子们醒来就有饭吃，凌维诚常常在下地之前就会很早起来煮一大锅的粥或者米饭，孩子们醒来后，饿了就自己盛一碗吃着。

在那个年代，几乎大部分的人过的都很艰难，小孩子也没有多少食物可以吃，每天都是用咸菜或者盐水就着饭，吃饱了就自己去学堂，一天下来也见不到母亲凌维诚的面。

虽然谢晋元有时候会寄一些钱回家，但那点微薄的军饷根本不顶用，谢晋元又不是喝兵血的赃官，他的合理收入根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家庭开销。

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凌维诚也早就不再抱怨，而是脱下了旗袍和高跟鞋，摘下珍爱的首饰珠宝，将这些东西当掉或者卖掉，再穿上当地普通农妇的衣裳，每天下地干活，默默的承受着苦难生活的一切。

或许在某个耕作的间隙，凌维诚难得的坐下来歇息时，也会回想起从前快乐的时光，也会想起母亲当年的劝告和叮嘱，也会有些犹豫或酸楚。

但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再想想奋勇杀敌的丈夫，凌维诚也就释然了。

总要有人付出，总要有人驱除鞑虏，也总要有人在军人的背后默默支持，比起那些惨死在日寇暴行之下的同胞们，这点苦又算的了什么呢？

凌维诚在广大老家一直呆了整整十年，十年间，她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上海姑娘蜕变成了双手长满老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在老家的十年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后来的凌维诚常常这样念叨着。

1941年，丈夫去世后，凌维诚从蕉岭跋山涉水的来到了重庆，满怀希望的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在重庆，她也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

凌维诚心想自己的丈夫是为国家艰苦战斗的忠诚，至死也不投降，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和骨气，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吧？

然而，令凌维诚没想到的是，国民政府的回应非常的无情。

蒋介石对凌维诚说道目前的国家还十分困难，难以兼顾到方方面面，总之就是一些推辞。

而宋美龄则拉着凌维诚的手说道：“维诚啊，你放心，国家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今后每年都可以来重庆一趟”。

后来，凌维诚领着国民政府给的区区五万法币回到了蕉岭老家，再一次的挥舞着锄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四、团长夫人挑起孤军重担

1946年，已经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个年头了，凌维诚卖掉了蕉岭的一些田地，带着孩子们踏上了回到上海的路。

他们， 坐着小木船来到了汕头，又在汕头等待着搭乘轮船到上海，由于路费不够，一路上走走停停，十分不容易。

汕头的当地人听说了他们是谢晋元将军的家人后，就同一家轮船公司说请，请他们帮忙载着凌维诚母子几人回上海。

好在轮船公司也非常的通情达理，尊重英雄，他们同意免除一家人在船上的食宿费，只是还要再等一个月才能出发。

而汕头的好心人又帮助凌维诚等人找到了住宿的地方，捱过了一个月。

艰难跋涉回到上海后，凌维诚带着孩子们住到了新新旅社，第二天，报纸上就刊登了谢晋元遗孀回沪的消息。

也很快就有两三个孤军来到旅社将凌维诚和孩子们请到了吴淞路466号的一栋三层楼房居住。

那里原本是日本人的房子，抗战胜利后，许多接收大员在争抢房产，而“三青团”也看中了这栋楼，准备将其盘下来作团部，连写字台都搬进去了几张。

但是孤军们也将此地作为暂住地，现在有了团长夫人的到来，大家的底气就更足了。

本来孤军当年的事迹就鼓舞人心，名气也很大，现在凌维诚来了，大家也有了主心骨，“三青团”感觉惹不起，就灰溜溜的撤走了，甚至还不忘搬走那几张写字台。

由于抗战刚刚胜利，许多事情千头万绪，幸存的孤军们虽然从日本人的魔爪中逃了出来，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却没有着落，生活没有保障。

当时散落在上海各地的孤军有五六十人，后来陆陆续续聚集了一百多人。

看着这些孤军战士们，凌维诚不由得想起了丈夫，如今丈夫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团长扶人，凌维诚认为自己应该接过丈夫的使命，来帮助这些孤军战士们。

“团长牺牲了，我作为团长夫人，就应该将团长留下的担子挑起了”凌维诚这样对自己鼓舞到。

1946年6月，凌维诚去南京求见蒋介石，没能见到蒋的面，6月17日，宋美龄接见了她。

宋美龄对凌维诚说会知会上海市政府，将她反应的困难告知，也会向蒋总统说明他们客观存在的困难。

在同宋美龄的见面中，凌维诚提到了自己和孤军的生活、工作和居住问题，还有自己几个孩子的读书问题。

满怀希望的凌维诚在宋美龄作出承诺后，以为能够得到帮助，可最终什么也没等到，甚至连一分钱都没见到。

为了帮助这些孤军们解决最实际的生活问题，凌维诚不辞辛苦的到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去奔波，可常常不是被忽悠就是被踢皮球。

为了生存，当时凌维诚还带着孤军们尝试过许多谋生的手段：开公共汽车、生产袜子、毛巾和肥皂等。可这些事情都做不长久，也都失败了。

实际上，在孤军退入租界后，团长谢晋元就在为这些孤军弟兄们考虑谋生的事情了。

他在孤军营里打起了持久战，带领弟兄们一起开班学校、工厂，也特别注意培养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

“知识非常重要，没有知识，很多很好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好，甚至会做得很坏”。

为此，谢晋元在1939年12月开办了孤军学校，还亲自担任校长。

他将弟兄们根据文化水平和识字程度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组，教他们国文、算数、历史、地理和常识等。

在营中，谢晋元还开办实业，生产袜子、毛巾等。当时的谢晋元就十分坚定的相信抗战必然会胜利，他也提前为弟兄们谋划生计，为以后做打算。

“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慢则十年八年，快则三年五年，到那时候，大家怎么办？”

谢晋元常常强调这些话，只是有些孤军战士们并不是特别的上心，毕竟在那样的环境中，很难想得长远。

1940年，谢晋元还投入了五千银元办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培训。

经过两期的培训，汽车班也培养了一百五六十人的孤军弟兄们，甚至有一些人在新中国解放后还凭借着这一技能被安排了工作，直到退休。

谢晋元的远见也为妻子凌维诚以后帮助孤军战士们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帮助孤军战士们谋生，凌维诚和孤军的一些长官也想过很多办法，他们曾试图接管黄浦江上的码头，让孤军战士们做工，但很快就被警察阻拦。

而他们想要开公交车，就连线路也规划好了，是从外滩的黄浦饭店到静安寺，可公交车找来后，就有警察在通车的第一天阻拦，站着不让车出去。

由于一些人在谢晋元的驾驶培训班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被凌维诚想办法找关系送到了企业去开车，也算是有了生存的法子。

而凌维诚又找到了上海铁路局局长王兆槐，此人是谢晋元生前的好友，在他的安排下，也有部分孤军战士去做了铁路警察。

凌维诚可以说是想尽办法拜托能够认识的熟人尽量为孤军谋一个出路，有些孤军士兵也被介绍到内河的航运公司上班。

由于谢晋元将军曾经十分有远见的教他们文化知识和技能，不少孤军的素质也很好，甚至还做到了退休。

在这些孤军中，有一些人当年和其他俘虏以及平民一起被日军运到了新几内亚做苦力，1946年2月，只有三百多人幸存，而回国的孤军只有三十四人。

在这些回国的孤军中，连长唐棣是凌维诚的得力助手。

唐棣和来自胶州路的李春林排长同凌维诚商量，在孤军以前的营地空地上搭建一些草棚和竹棚，用以给从苏南逃难来上海的人居住并收租。

并按照地方的大小分一斗米、两斗米的收租，当时的钱完全不值钱，只有粮食才是宝贵的。

这些租金一少部分用来给谢晋元的孩子们读书，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给孤军老兵们发生活费。

谢继民还记得当年孤军到家里的情况：“他们说来看望团长夫人，实际上也是来领生活费的”。最多的时候，每个月甚至有一百一十多人前往家中领钱。

孤军们非常有骨气，汤恩伯曾试图收编这些孤军，也是收买人心，做给天下人看，还承诺即使是普通士兵也给排长的职务。

可孤军们却说：“我们打了八年的仗，打日本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如今却要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的”

孤军的一身傲骨也得罪了许多人，他们自此再也没人管，彻底地成为了弃儿。

国民政府过河拆桥的做法令孤军很心寒，但是凌维诚女士却坚强的带领着大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和孤军们却得到了帮助。

五、陈毅元帅的慷慨相助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对这个新政权有些担忧，但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

她在信中详细地说明了吴淞路466号那个三层建筑和胶州路谢晋元墓地的情况，希望能够继续使用该建筑。

陈毅元帅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对于幸存的六十多名孤军也很敬佩和同情。

当年，上海市政府就发出指令，高度赞扬了谢晋元将军为国浴血奋战的光荣事迹，他的遗属应当得到照顾。

允诺了将吴淞路466号的那栋房屋和将军墓地的一段路仍然悉数拨给凌维诚居住和使用，一切费用都减免。

而得到这个指令后，管理处告诉凌维诚，房租不用交了。

凌维诚和孩子们仍然住在二楼，一些孤军战士们则住在三楼，一楼租给别人开店，用来增收。

在陈毅市长的帮助下，凌维诚的使命也终于得以完成，他没有辜负丈夫的期许，也没有辱没丈夫的名声。

在丈夫牺牲后，她挑起家庭和孤军的重任，用柔弱之躯扛起生活的重任，是一位真正有力量、有勇气也有担当的女子。

凌维诚的困难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里被百般推脱，却在新中国立即就得到了解决，这是两个政权对于英雄和人民的不同态度。

从他们对待英雄的方式也能看出国民党必然失败的结局。

连对待浴血奋战的英雄都如此冷漠，还如何要求将士们为他们的政权卖命呢？

后来，政府还给凌维诚介绍了工作，甚至要安排到江南造船厂等待遇很好的大厂上班。

但是为了照顾几个孩子的读书和生活，凌维诚婉拒了政府的好意，选择在家门口的托儿所上班。

对于凌维诚来说，新中国安稳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还有什么奢求呢？

到了五十年代初，孤军们也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乡，临行前，他们都会来和凌维诚告别，看望这个不平凡的团长夫人，而每一个人的离开，凌维诚也会尽可能的给他们路费。

1965年，谢继民结婚，他对妻子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善待我的母亲，她的一生太不容易了！”

1991年1 月，凌维诚在上海新华医院病逝，享年84岁，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她也被安葬于宋庆龄陵园，和丈夫谢晋元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