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众所周知，7月1日是建党节，其实7月1日并不是党真正的生日！

“七一”建党节只是一个纪念日，而不是党诞生的日子。

一大召开的日子是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

毛主席年轻照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误会，就是因为毛主席后来已经记不清一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01、伟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著名的十月革命，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一个是巴黎公社）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更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十月革命爆发当天，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就往国内发电报告此事。

十月革命思想迅速传入中国，并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

李大钊是中国系统性地评价分析十月革命第一人，他预言十月革命为已经到来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思想风暴的爆发，无数中国青年、爱国人士纷纷走向了革命之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后，在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领导下，北京、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等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发展了起来。

陈独秀

1920年8月和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写给毛主席的两封信中详细讨论了建党的问题。

蔡和森指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主席在回信中坚定地写道：“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毛主席挚友蔡和森，他与毛主席、萧子升并称湘江三友

此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也在讨论党的名称。

最早，陈独秀用的是“社会党”。

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正式决定采用蔡和森提出的“共产党”，并在上海发起创办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制定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

至此，建党条件已经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７月２３日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

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

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等代表。

由于一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党的正式成立，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当时各位代表都庄严肃穆地完成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一大油画

02、真实的一大

02-1、氛围并不庄重

与会的13位代表，大多都是年轻人。

代表年龄的分别是：

长沙，毛主席28岁、何叔衡45岁；

上海，李汉俊31岁、李达31岁；

北京，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

武汉，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

济南，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

广州，陈公博29岁；

留日学生，周佛海24岁；

陈独秀代表，包惠僧27岁。

与会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7.7岁，基本上都是以年轻人为主。

因此，当时各位代表一起聊天比较轻松，风花雪月，无所不谈。

陈公博甚至是带着他的老婆来开会。

02-2、毛主席不合群

毛主席向来以幽默健谈而闻名，但是毛主席在一大的时候非常不合群。

首先，毛主席在湖南一师和好友就约法三章——不谈女人、不谈金钱、不谈生活小事。

因此，他和年轻代表没什么话说。

其次，毛主席秉性直率，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就睁大眼睛注视对方，看上去怒不可遏的样子。

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就给人一种压力，这些代表认为毛泽东很孤僻。

其实，开会期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刘仁静、包惠僧9人住在博文女校宿舍3间房间。

按理说有很多的聊天机会。

可9个人3个房间，唯有毛主席一人独享一个房间，因为他睡觉打呼噜，声音特别大。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这些代表有隔阂。

因为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都曾在日本留学；

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是北大高材生；

陈潭秋是武昌高师毕业生；

何叔衡是清朝秀才；

王尽美、邓恩铭和毛主席学历差不多，但比毛主席更年轻也更善谈；

包惠僧学历差点，却在报社工作多年，文笔不俗，深得陈独秀赏识，此次开会，他代表的是陈独秀，颇有点带着“尚方宝剑”开会的意思，地位超然。

种种原因导致毛主席在一大上有些不合群。

一大纪念浮雕

02-3、代表并没有很看重一大

按理说，一大这么重要的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最重要的创始人，他们应该赴会才对。

可陈独秀正好忙着解决贷款问题，没时间去；

李大钊在北京担任讨薪主任，带着大家一起追讨工资，也没时间去。

张申府也有事耽搁没有去。

实际上，除了毛主席等极少数人，很多代表并没有意识到新成立的这个政党有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党到底能发展什么程度，更不知道28年后，这个政党能解放了全国。

因此，他们其实并没有当成一件大事。

后来，有人采访北京代表刘仁静，问他参加一大时有什么感受。

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大代表当时年仅19岁，也是最晚逝世的代表，1987年刘仁静病逝享年85岁

刘仁静也没有说客套话，直言不讳地回答道：

“不就是去参个会么，谁能想到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会啊？李大钊不去，其他同志也不去，那就只能我去了啊。”

这就是当时代表们的心态，开个会而已，没什么好值得一提的。

正因如此，日后李达、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人都退党了。

03、建党节

尽管如此，一大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建党节会定在7月1日呢？

说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历史误会。

一大召开期间，遭到警察的破坏，所有资料档案都被破坏了。

与会代表没有一个记得会议召开的具体日子，大家只记得是在7月。

1929年，董必武和何叔衡到莫斯科留学。

期间，何叔衡曾问董必武一大召开的事情。

时隔八年，董必武也已经忘记了具体时间，只记得是7月召开的。

一代代表陈公博，抗战时期他沦为大汉奸

第一篇回忆一大的文章，是后来沦为大汉奸的陈公博写的一篇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1921年8月，一大召开后不久。

陈公博将这篇散文发表在了《新青年》上，对一大会议进行了描述。

可他文章中写的时间是从广州出发的7月14日和到达上海的21日，之后的时间并没有写。

陈潭秋

而最早一篇专门回忆一大的文章是陈潭秋写的。

1936年7月，为纪念我党成立15周年，陈潭秋发表了一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陈潭秋凭借超强的记忆力，详细回忆了一大召开时的情景，是目前研究一大会议最好的史料。

然而，文章中的时间只是7月下半旬，具体什么时间，他也忘了。

陈潭秋向来以博闻强记闻名，连他都记不清具体时间，其他人就更记不清了。

1937年7月1日，我党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教育活动大会。

周恩来写了一篇《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但是周恩来的文章依然没有写明具体时间。

1938年春天，中央开始准备举行纪念党成立17周年活动，当时并没有规定具体日期。

这时，毛主席和董必武一起回忆了一大会议，他们想了很多，就是忘了时间。

毛主席只记得会议时间是在夏天，很热，肯定是7月，但是具体是哪天记不住了。

毛主席在延安

这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演讲。

毛主席在演讲中写道：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指出7月1日是我党成立的日子。

1938年6月24日，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明确指出7月1日就是我党的生日。

从此，7月1日成为了建党节。

直到很久以后，有人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找到了当时苏联代表马林的记录。

这才知道，我党真正的生日应该是7月23日。

不过，当时建党节已经规定好了，也就没有改了。

结语、

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当年建党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上海参加的这么一个小会议，竟然具有这么大的历史意义，他们的名字必将永载史册！

开国大典上的毛主席和董必武（右二）

浪沙淘金，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

陈公博、周佛海沦为了大汉奸，彻底遗臭万年；

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人民尊敬他们；

刘仁静、包惠僧迷途知返，人民也接纳他们；

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为革命而牺牲，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只有毛主席、董必武成为开国元勋，人民永远爱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