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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民建中央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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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图片来源：央视网） 
【前言】 “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当中国共产党脱下征衣，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进京赶考”时，一个重大的考题迎面而来——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 继1950年开国大土改后，1953年，中央全面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数亿农民来不及细品刚刚分田立命的喜悦，便投身农业合作化的大潮之中；手工业则第一次不再由单个手工艺人独自传承、发展，一些千年工艺因而趋于鼎盛；而当年那些积极响应公私合营的“红色资本家”，如荣毅仁等，他们的命运沉浮更是见证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荣家的选择 “不得了，不得了，解放军进来了，全部睡在马路人行道上呢！”徐令娴家的花园洋房在高安路1弄11号，1949年5月25日早上，出门买菜的厨师回来叫嚷开了。头天晚上，徐家人站在四楼的大露台上，看见远方的天空有红色火星飞来飞去，晚上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 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产业庞大、为人威望高而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他在上海高安路的家人住在1948年刚刚搬进的大花园洋房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相当时尚，院子里有荷花池，一楼有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健身房。做水泥生意的徐美峰从南京运来最好的水泥，窗户的铜和铁全是英国名牌，木地板用侧面拼接，因此厚度有好几寸，十分耐磨。浴室里的进口大理石浴缸，能够充分满足徐家人“全是又大又胖的身形”。 解放军这一进城，如今88岁的徐令娴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有产阶级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徐家出来，穿过高安路小学的弄堂，就来到荣毅仁家的公馆——康平路71号，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则住在不远处的高安路18弄。徐汇区的这一带核心地段，聚集了工商界的不少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商界的各种活动，徐令娴成了荣家的朋友。 “荣毅仁在家排行老四，原本地位并不高，为人非常谦虚。荣太太杨鉴清是个特别柔软的人，内向寡言，非常善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活动，一般都是我先去接她，然后送她回去，她胆子比较小。”荣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是第一大户，荣宗敬1938年病逝后两房分开，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荣家子侄多数离开上海，带走了大量资金，留下33岁的荣毅仁挑起申新的一副大担子，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由他总负责。 如今94岁的孙更舵是接管上海的干部，当时作为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孙更舵，主管私营企业的贷款，因此和荣毅仁成为好友，甚至被戏称为“荣毅仁的财神爷”。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孙更舵是上海浦东人，与荣毅仁只差两岁，因此非常谈得来。他说荣毅仁一口无锡话，为人随和而有礼。本来以荣毅仁的资历和年纪，在上海工商界应属晚辈。但是由于荣氏资产大，共产党特别希望他能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因此十分重视荣毅仁。“荣毅仁是个比较爽气的人，他敢于发表意见，善于言辞，非常容易与人打交道。” 孙更舵说，上海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工商业，其中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比如鼓励他们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于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给以专项贷款。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恢复生产，消息传到香港后，使得资本家很受感动，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来原棉。 对于荣氏企业的发展，孙更舵说，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私营企业都生存困难，资产原料被大批卷走，荣毅仁的申新也不例外。“好多资本家来找我诉苦，讲企业发展困难，希望政府多给资金帮助。我也不能完全信他们的话，有些资本家海外还有存款，但是开口向政府要钱。所以我们都要一一经过考察，决定如何贷款给他们。” 与老派资本家比较，孙更舵觉得荣毅仁是个积极的人，有相对单纯的一面。“1958年我和他一起下乡到嘉定，我负责他的改造过关，与他同吃同住3个月，我说自己这是陪公子读书。”荣毅仁开着一辆吉普车和孙更舵下乡考察，有个叫外冈的地方没法走汽车，孙更舵便打个背包决定走进去。“他看见我打了背包，他也打个背包，这个大公子以前完全不知道乡下的生活，所以处处感到新鲜。”荣毅仁从来不用操心家务事，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穿着一身的棉毛衫，走到汗湿透了也不知道脱下来，晚上看见稻草堆就躺上去睡着了”。此时的荣毅仁处在“小开派”挨整的阶段，但他并没有什么怨气，“真心想跟上形势，积极进步”。 在同住的3个月里，荣毅仁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啊，我父亲和伯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是蒋介石上台后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是很感激。” 观望 而当年解放时，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上海时局日紧，各人自打算盘。上海市工商联研究员王昌范说，当时上海的大户资本家，有“两会”作为市级工商业组织联系大家——旧时的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商会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这些工业会或商会以及各种同业公会，基本上是商家们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一种媒介。 在变化的政治时局前，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各自有不同的前途主张，并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观望心理甚重。 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孙更舵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更加洋派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来说，他的观望情绪更重。1888年出生的刘鸿生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因为精通英文又头脑灵活，21岁就成为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的第一号买办。刘鸿生办起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水泥厂，独占上海水泥市场；之后他开设中国企业银行、建码头、创办煤矿，是上海有名的“企业大王”。让这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成为共产党恢复工商界生产的重点。 上海解放前夕，刘氏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这里面的成员有各种政治倾向，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缩影。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是秘密中共党员，老二刘念义和老三刘念礼为了看管刘氏企业，在上海沦陷区留下未走，同敌伪难免有些牵连。 刘鸿生后来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他把子女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刘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国民党撤离前也极力拉拢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刘鸿生被迫去了广州，又转道去了香港。徐令娴老人与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交情较深，她对本刊记者说：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刘念义等前来动员工商业者回家。随后黄炎培、章士钊、黄绍竑等也到香港介绍共产党的新政策，吸引了刘鸿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一批工商界和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人回到上海。这些大资本家非常惦记自己几十年创下的企业，又不愿意留在外面做“白华”，既然共产党扶植企业发展，国家又非常安定，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发展呢？ 接纳 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的秘密工作，超出了上海人的意料。徐令娴回忆起解放时还对共产党的形象一无所知，自家开的广大药房突然接到电话，说卢绪章让他们送饭给金门饭店的共产党人。徐家这才知道，“卢绪章、杨延修居然是共产党！他们成了接收大员”。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闻名上海的广大华行，正是共产党员卢绪章、杨延修装扮成大资本家经营的产业，他们将赚来的钱用于中共活动，被称为中共的第三条秘密战线。而徐令娴的父亲与卢绪章等合资开办了广大药房，在徐令娴心目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结婚时的汽车就是找卢绪章借的，新婚后去他家的大宅子吃饭，那么多佣人、奶妈，家里开着大派对，我怎么会想到他是共产党呢？”新中国成立前，卢绪章突然提出撤股，去了香港。当他以共产党身份回来接收上海时，给所有熟悉他的资本家一个特别大的震惊。不过徐令娴说：“正是因为卢绪章，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一下子特别好，他那么一个和蔼正派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 陈毅和潘汉年给上海工商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孙更舵说，陈毅说话有魄力，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潘汉年在共产党内是有些“小开”气质的人，与工商界打交道非常合适，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胡实声说，潘汉年对于上海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了如指掌，他做工作大家很服气。 孙更舵记得，刚解放时由于美蒋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美棉进不来，棉花供应十分紧张。申新厂子大，几百担棉花只够一天。由于申新各厂纱的存量还比较多，荣毅仁向市纺织工业局、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花纱公司等提出，干脆你供应棉花，我加工棉纱，工厂赚工缴费，实行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市纺织行业。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适应当时国家调整经济政策的需要，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盛丕华说：“这下我们都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了。这个‘经理’是可以相信的，他没有吃过败仗。这种做法叫做共产党保你赚钱。” 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这一段时间，徐令娴告诉本刊记者：“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国家安定人民齐心，因此解放时留下来的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徐家在高安路的花园洋房，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外宾的一个“样板房”，每当有国外的高级官员前来访问，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领导便会来徐家细致地检查一遍，“乒乓球拍换换新的，荷花池的水弄干净些”。外宾来之前，徐令娴便脱下列宁装，换上最好的衣料做的旗袍，从高级饭店订来饭菜招待外宾。外宾们谈话的主题无一例外的是：“你们资本家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徐令娴便用自己展示出来的生活给外宾最好的回答。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报喜队代表荣毅仁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新华社发 
1957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新华社发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1950：一家上海工厂的早晨 交出自己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几间尚算高大的厂房，屋角却露出了木头椽子。总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约略容得下历经迁徙的几十台机器遮风挡雨。 这看来确实只是暂时的落脚之地。年过半百的公司总经理魏如没有料到，他开创的事业从此会在这里着落，并与新时代同步前行。 赫赫有名的公司只能借款苦捱 上海解放前半个月，魏如和他的新中公司面临绝境。 1925年，新中厂在泗泾路6号的一座小楼上挂牌，最初以生产抽水机、小型柴油机起步，在壮大之际迎来抗战。8年间，新中厂带着设备，一路迁徙到武汉、湖南、贵阳、重庆，为军队生产炮弹引信、江上船用发动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新中厂迁徙回上海，买下虹口区保定路2号重新开业。一年后，新中公司拥有了各种机床设备153台，生产各种引擎、柴油煤气发动机，还从美国引进“密烘铸铁”，改进和提高了铸铁技术。 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新中公司赫赫有名。 盛名之下，新中公司却已举步维艰。8年的迁徙生涯，多次遭受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再受1948年金圆券风波、货币贬值的影响，当年年终结账，仅盈余金圆券2.7万元，折合银元200元。 1949年，新中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到4月份时，只能全靠借款和变卖材料支付员工薪水。当年5月8日，时任新中公司代总经理的魏如，在第十五届股东大会上作业务报告时说：“回忆去年股东会议时，本公司业务尚可。现受时局影响，营业萧条，门可罗雀，不胜感慨。公司从去年11月以来，每况愈下，全靠借款度日，前已借款约700银元，近为应付工资，又借美金2000元。” 四处告贷之余，独坐时闻炮声，对于新中的存亡，魏如此时可谓失其方寸，只是勉力支撑。 下决心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红旗插满了上海的各个角落。这并没有立时卸下魏如心头的重负。作为资本家的他，对于新社会心存一丝本能的惶惑。 几天后，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魏如也在其中。陈毅谈到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 这让一干企业家们心安了些。 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政府给新中公司大力扶持，政府订单相继递来，有淮南煤矿定制的抽水机、航运处定制的75匹、150匹马力蒸汽引擎、工业部门定制的鼓风机、钢珠轴承以及密烘铸铁⋯⋯ 新中一改窘迫景象，当年底，不但全部偿还了拖欠员工的工资和借款，还盈余人民币9100万元(旧)。在旧时代苦辛备尝的魏如，此时对于新政权的好感，自是不言而喻。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口号。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私营企业管理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公私合营，并指定分红方式—私方企业主占企业盈利分红的60%。 好友胡厥文的影响，对魏如接受公私合营多有推动。胡厥文是魏如所在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主动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头将自己的新民工厂转为公私合营。 也是因为胡厥文的态度，在1952年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清一色都是民建的成员。 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魏如考虑公私合营方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他所在的新中厂，已经开始为解放军试制各种军需装备，比如在1950年8月，新中公私就为解放一江山岛承接了人民解放军所交办的“海格拉斯 ”汽缸头的试制任务。 交出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连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在谈起自己那些转为合营的家族企业时，也不禁落泪。 1950年末，魏如代表公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一年后，新中公司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签订协议书，决定成立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从协议到实现公私合营，新中又等待了将近一年，其间因“三反”运动，一直到1952年11月1日才正式实现。1952年8月“三反”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宣布303家私营企业“五反”定案结果，新中公司被定为基本守法户。11月1日，华东财经委员会批准，新中公司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魏如被任命为厂长。 当家做主人 1953年的魏如，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第三批慰问团代表赴朝鲜慰问，新中也为前线生产了无数的汽车等物资。 这时，他所属的阶级赢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运动。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一年，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公私合营的速度开始加快。 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会上，统战部的领导们要求民族企业家开始实行公私合营。 与仓促应对的同行们相比，较早接受了公私合营的魏如，这时充当了大家的精神导师和与政府沟通的信使。他被工商联安排与资本家们座谈，向他们讲述公私合营的好处，推行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魏如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据好友胡厥文的回忆文章，随着时间流逝，魏如对公私合营越来越认同。毕竟，新中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劳动效率上去了，厂区也开始扩展。 “当时都说当家做主人。”已经80岁的徐贵16岁时开始在上海一家机械工厂做工，他说，以前只是拿钱走人，到了公私合营后，他开始真的把厂当成了家。 无论私方、公方的人，在最初的几年里，都表现得很敬业，企业井井有条。上海工商联的资料记载，公私合营后，由于公方进行扩建、技术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同期的私营企业，增长了1倍多。 不过，依然有一些小私营业主并不愿意合营。周南的父亲就是一个。 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当时开着一间不大的杂货铺，他固执地认为，这是他的祖业，不能为外人所用。坚持到了1955年底，终于写下检查，主动申请公私合营。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利息。10年后，这些私有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1955年末，上海工商联召开了15场大会，由荣毅仁、魏如和胡厥文等15位参加了全国工商联大会的委员，向大家传达中央指示。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正门前广场上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上海剩下的私营业主，都在这一天提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 又过了10年，私人工商业收归国有的期限来临，新中正式与魏如脱离联系。也在这一年10月，魏如患膀胱癌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华山医院做医学用途。 1980年，国有的新中机器厂迁至共和新路。今日，原地已是一片居民区，没有人知道，50多年前这里是鳞次栉比的私营厂房。 改制后的新中机器厂，人员换过几茬，跟魏氏后人失去了联系。这位曾负盛名的企业家和他的机器厂在新中国产业史上留下的辙印，只能从书籍和档案资料中搜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