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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乾隆六次南巡，留下许多轶事，素为史家所艳称。和乃父乃子不同，雍正不仅从未南巡过，而且在他在位的13年中，北京城都几乎没有出过一步。这是因为他实在太忙。
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雍正的工作量有多大：现存的雍正朝奏折共有41600余件，其中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6600余件。
以他在位12年又8个月计算，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除了奏折以外，还有六部及各省的大量题本，据估算统计，雍正朝共处置此类题本192000余件，每天平均处置40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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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雍正还要处理各种军国政务，官吏任免、人民生活、农业工商等，雍正都要亲自过问，而且以他多疑、敏感的个性又不会找人代劳，只有烦累自己。
雍正的勤奋，可以用“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夙兴夜寐，夜以继日”来形容。这样的工作态度不要说皇帝，就是普通人也很难做到。
康熙末年，由于盛平已久，又兼之康熙以宽仁治国，导致吏治松弛，文恬武嬉，贪污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国库常年亏损，边境战事频频，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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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雍正打起“改革”的大旗，以整顿吏治为切入点，清理国库亏空。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连续颁布11道谕旨，严厉警告各级文武官员。
这些谕旨，层层下发，中央查地方、后任查前任，就连老百姓也被牵涉近来。在雍正的严厉打击之下，不少官吏因亏欠国库银两被革职抄家，甚至方面大员，皇亲国戚也绝不例外。
到雍正末年，国库亏欠不仅完全弥补，还有数千万两余银。此外，雍正还创立“耗羡归公”的政策以预防官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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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性格和登上皇位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执政风格：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要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在雍正时期，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此外，传统社会，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土地称税，人丁称赋。赋对于多讲究多子多福的农民来说，是一笔颇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历朝历代百姓为了逃赋，时常瞒报人口。
雍正即位后，彻底取消了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即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从而在法律层面上彻底取消了赋的征收，使大量没有土地的贫农获得了实际利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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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为百姓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废除了贱籍。这种制度是从宋朝流传下来的，分军籍、民籍和贱籍。
民籍是士农工商。贱籍则是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户口，不得从事其他行业，更不能读书科举，并且世代相传不得变更。
雍正下令取消贱籍，把原来的贱民编入民籍，赋予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的身份，权利和社会地位。取消贱籍，毋庸置疑，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社会现实来说，这都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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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雍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康熙晚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他让这些问题继续恶化，清朝的末日也许会来得更早。
但是，雍正做得很好。有人说，是因为雍正继位后，很多人不服气。他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有资格做这个皇帝的，所以才如此努力。
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作为一代帝王来说，雍正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在的事情。他的努力也为后来乾隆的统治打好了基础，使乾隆可以坐享半个多世纪的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