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士居首位，商在末端。把持两淮盐业这块肥肉的徽商，尽管鼎盛之际富可敌国，也难免为跻身士人阶层蠢蠢欲动。提及“红顶徽商”，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胡雪岩。然而，早在乾隆下江南的时代，就有一位前辈“以布衣上交天子”，此人就是江春，近年来火爆银幕的《大清盐商》的主角汪朝宗，就是以江春为人物原型。
江春生于儒商之家，自祖父一辈迁居扬州，历经两代便成为盐业大亨，十分具备经商基因。但他的第一选择仍旧是追求功名，追随名师学诗作文，可惜考场运气不佳。屡试不第后，江春无奈子承父业，经营家传字号“广达”。
江春的文学素养非常高，加之腰缠万贯，他自然成了文人圈子的核心。他坐拥大片园林，经常召集诗人墨客齐聚一堂，吟诗听戏、畅游山水，被宴请的座上宾之中，不乏扬州八怪、袁枚、蒋士铨等名流人物，当然，江春毕竟是一个商人，款待文人自是雅趣，但追逐利益也是本能。
盐业在明清之际堪称经济命脉之一，国家历来看重，因而对盐商把控十分严格。两淮盐业发达，朝廷难以细致地管理，所以需要选拔一名总商，承揽运销业务、平衡商户之间的势力、缉察贩卖私盐罪行。凭着非凡的文化造诣混熟了官场与文坛，江春自然被推荐出来担当总商，他在商业上开始了纵横捭阖。
江春熟悉扬州市场，精于算计，在决策时举足轻重。并且，两淮巡盐御史赴任前，乾隆也常叮嘱“江春人老成，可与咨商”。大权在握，还有皇帝的口谕，各路盐商对江春又敬又畏，达到“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的地步。
真正令江春跻身“红顶商人”之列的，是乾隆南巡之际的陪玩业务。乾隆南巡江南，要在河道设龙舟灯舫，营造“巷舞衙歌”之盛景。江春就是这笔奢侈花销的买单人，他频繁为天子巡幸筹款，每笔皆百万银两以上，以至于“其家屡空”。但政治投资往往物有所值，他被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的官衔，加级诰封至光禄大夫，并赏戴孔雀翎，成为毫无疑问的“盐商之冠”。
江春得宠，胜在“会玩”，乾隆的雅俗品味，他都能摸透。此等挖空心思的陪玩达人，乾隆青睐有加，历次南巡几乎都要在江家园林游赏一番。有了皇帝撑腰，江家逐渐登上了繁荣的顶峰。伴君如伴虎，皇帝的喜怒无常、朝臣的欺凌弹压、众商的艳羡嫉妒，对于处在风口浪尖的江家而言，莫不是致命威胁。为了保住红顶商人的殊荣，江春只能处处逢迎圣上。
江春主持大局之时，尚能保证收支，但他在乾隆五十四年病逝后，江家的局面就很微妙了。红顶商人刚刚病逝，乾隆就借口抚恤将私家园林收为公产。道光年间，陶澍整顿盐务，追查旧账，盘点出历朝欠银四十万两，以此为由大肆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