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讨论中国古代思想，从全球视角：更易看出其社会性、规律性、逻辑性，更能用以实战！
二、讨论儒家道家思想，应重在当下应用：
否则华而无实，犹如红学研究，将原话、气息研究了再细再透彻，既不能指导大国博弈，又不能应用于恋爱实战，大家族延续也不靠红学研究！看看李嘉诚如何培养二虎，便有结论。
当然，我并不否定，研究其有古文学学术意义，但毕竟仅是此域的专家话题。
三、纵观全球，思想分三个层次：
终极目标、方法论、论证求证。
四、就古代思想而言：
1.儒家思想，核心是“仁爱” ：
忠君、孝顺、悌长、慈爱；
本质属“终极目标追求”。
上：孔子，儒家创始人
2.道家思想，核心是“无为” ：
有人理解：顺其自然，不必过度；
有人理解：念止息停，碌碌无为。
本质属“方法论追求”。
上：老子，道家创始人
3.古希腊思想，核心是“大同、市民共治、科学”：
生活趋同、市民参政议政、找出航海、哲学、生物、建筑、雕塑、数学、音乐的规律性；
本质属“终极目标、方法论、求证论证”三层的追求。
上：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
4. 当下， 如果将儒家思想作为我们的“一部分终极目标追求”，则有待商榷：
因为，其核心思想之一的“愚忠”早已过时。
因为，其核心思想之二的“孝、悌，爱”对 家庭和谐 肯定有意义。
从国家、社会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大同”是终极目标追求。
从家庭层面，“孝、悌、爱”可是终极目标追求，这种提法是否适合？大家自有高见！
5.当下，如果将道家思想作为我们的方法论追求，肯定不适合：
因为，现在世界，比起1800年前，不知复杂了多少倍。
因为，现在各种方法论层出不穷，各种辩证法、逻辑学、思维方式导图、统计学、概率论……。
因为，道家思想理论太过粗糙，几乎就是一个粗糙的哲学概念，在实践中很难把握：顺其自然和碌碌无为很难区分 。
当然作为哲学史、中国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还是有意义！
五、就近代思想而言：
6.马克思的“大同理论”是一套终极目标：
①百年来，其要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方法论、论证求证的迫求；
故当下，务必尽快更加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各种规章制度，就是具体举措。
②苏联时期，其空洞的求证认证内容过多，讲了自己千万个优越性；
也偏离了初衷，特权蔓延；
方法论研究过少，没有曼哈顿计划的组织能力，出不了IBM、松下式的管理，无力持续、广泛研发、发明、应用高科技，例：集成电路，电视机，电冰箱，互联网等；
最终，军事、经济、社会层面的实际结局，日趋败落，输掉了冷战，国家解体，令全球震惊！
7.本人认为，可对儒家思想进行升华、改良、延伸使用：
即作为方法论的补充，在学童启蒙阶段有用：可编撰《现代三字经》；
因为，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大教育家；
在其他阶段可能无用或者作用极小。
8.本人认为，可对古希腊思想行升华、改良、延伸使用：
作为方法论、求证认证的补充；
在成人阶段有用；
在其他阶段可能无用或者作用极小！
其实伟人光辉的《矛盾论》《实践论》，其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渊源就是古希腊的哲学。
9.资本主义理论早期属终极目标，后期含方法论和求证论证：
③从18世纪起，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创建的一套资本主义理论，是终极目标的追求；
④19世纪，大萧条时期的凯恩斯主义，是一套方法论和求证：主张政府干预；
20世纪，冷战时期的哈耶克、佛利民理论，也是一套方法论和求证：强调市场。
10、两套理论在追求人的终极目标上没有差别，都是要过上好日子：
⑤故少平同志讲少讲主义， 多做实事，道理在此。
多做实事就要讲究方法，求证认证，下面略微讨论一下。
⑥小平同志又讲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当时我们的经验甚少，方法甚少。
11.当下，中国著名顶尖经济学家的争论：
林毅夫的经济理论，大有凯恩斯主义的意味；
张维迎的经济理论，大有哈耶克主义的意味；
其实他们都是方法论、认证求证的争论。
12.西方国家的思想应用：
⑦其早就将古希腊思想，作为终极目标、方法论、求证认证的利器。
⑧当下，西方国家有点开始重视中国儒家的教育学中，人性的“孝、悌，爱”学说，这也是方法论的追求。
⑨2004起，我们在全球建了约550所孔子学院、近1200所中小学孔子学堂，仿佛扬长避短，主题还不够明确：
如果，投入更多的钱，将规模扩大100倍，做广告都需要花钱，培养社会气氛更需要花钱。
如果，大讲特讲“孝、悌、爱”，并结合中国古代、现代的各种故事，可能在全球社会效应明显。
如果，大讲特讲“去愚忠”，效应反而好。
如果，西方学童、年轻人中30%能知中亲中，如今世界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想想一场贸易战，我们损失了多少钱？
六、近代，思想家孙中山先生更有古为今由，学贯中西的内涵！
其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就是其在终极目标上的融会贯通。
其主张实施民主政体，其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前身】，其重视经济、水利，早在1918年，首先提出了修建三峡大坝；
就是其重视方法论的体现，因有了政治目标就要有实现的方法。
早年，其在构建他的”革命学”时，其中的方法论就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
晚年，其在总结革命经验基础上，顺应 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潮，旗帜鲜明地改造、利用儒家学说，试图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寻求其契合点；
可惜，其英年早逝、只留下了“同志尚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的临终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