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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的笔墨与赤情

19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3-05-25 11:10:20    

诗人贺敬之家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宝塔山。延安,那是让贺敬之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他深情地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

岁月不改“老延安”的赤情

1940年4月,贺敬之与三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

在奔赴延安的途中,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晚年,贺敬之回忆说:“到了那里,我才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到延安后,一切都是新的,是火热的生活,真是春风扑面啊!”

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贺敬之不满意这样的安排,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赶考鲁艺文学系。

笔试之后,进入口试阶段。贺敬之记得考官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面试时,何其芳就问现实主义是什么、浪漫主义是什么。这我还能勉强说几句,后来他问我读过什么书。”发榜那天,贺敬之连看都没有去看,认为自己可能难以被录取。

让贺敬之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在延安,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比较紧张,可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风华正茂的他,写出了一批歌颂党、歌颂革命、歌颂根据地的诗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经过三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困难条件下,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三五九旅的全体官兵。鲁艺新秧歌运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安博找到诗人贺敬之,请他创作一首关于南泥湾的歌曲。

19岁的贺敬之被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接到任务的当天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南泥湾》歌词。写完歌词,贺敬之找到当时鲁艺的同学马可来帮忙谱曲,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它谱了曲,郭兰英演唱:“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地鼓舞了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1956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3月9日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声,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把这首《回延安》诗稿拿去广播,随后又在《延河》杂志全文发表,感染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让贺敬之意想不到的是,《回延安》这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贺敬之酣畅地抒发了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使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他看到延安在“文革”后拨乱反正、在脱贫致富的路上起程,很是高兴,就写了一组诗。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又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年近77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参加陕西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年会。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聘为名誉院长。

“延安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到延安的时候,不满16岁,我的自然生命,也是小米饭把我养大的,我也是喝延河水长大的。”贺敬之说,延安就像母亲一样,给了他无穷的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才离开延安。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首《回延安》成为无数中国青年至今吟唱的经典。一代代中国青年,无论去过延安,还是没去过延安,都为“回延安”这几个字所神往,被吸引、被召唤——这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回归,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白毛女》走红的背后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很快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未参加座谈会的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做了一个讲演,提出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贺敬之的思绪仿佛又飞回到了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毛泽东站在篮球场中央,身穿带补丁的旧军装,脚穿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鲁艺师生讲话。这次毛泽东关于“小鲁艺”和“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当天,贺敬之的位置离毛泽东很近,“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等问题)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迭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形成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毛仙姑”的传说,通过多种渠道传到了延安,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后来,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当时才20岁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我太年轻了,当时我还不太敢接受这活儿,担心写不好。”

《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或许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喜儿的悲惨命运变成密密麻麻的文字挤在他的稿纸上。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曲,剧本刻成蜡纸油印,导演和演员试排试演。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的他累倒了,住进医院。这时,由丁毅接过笔杆,写完最后一幕“斗争会”。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值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也来了……贺敬之这样回忆首演时的盛况:“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参加七大的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相融合,采用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法,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当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儿》《我要活》等经典唱段的旋律。

1950年,歌剧《白毛女》被拍成电影。后来,又改编成芭蕾舞。这部诞生于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久演不衰。贺敬之饱含感情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具有深远历史影响。晚年,每次谈及《白毛女》,贺敬之总要反复强调这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

老文青的不老文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1947年参加青沧战役,立功受奖。这期间,他创作了秧歌剧《秦洛正》,写的表现根据地人民生活和军民关系的诗篇,其中的《七枝花》《胜利进行曲》《平汉路小唱》,一经作曲家谱曲,就都长上了翅膀,广为传唱。

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改名为华北大学。这时,贺敬之在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任教,时任华大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接受采访时,贺敬之说:“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过青委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华大决定我作为文艺学院青年代表参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讨论,参加筹备组建全国青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讨论。”

会后,贺敬之在华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校团委委员,并出任院团总支书记,负责文艺学院青年团委员会总支的组织工作,发展了一些团员。我记得发展的团员中有闻立鹏、郭兰英等。为全国建团做好干部准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团校第一期于1948年9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学。”

1948年底,北平外围解放。贺敬之到石景山参加接管工作。“1949年初,北平城里解放,我随部队进城。那一年我有幸成为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因为当时只有25岁,还很年轻,所以对会议的全貌并不很清楚。当时我还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和由团中央组织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贺敬之参加了开幕式。“会议期间,我亲眼看见毛泽东同志到场、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扬同志讲话,内心非常激动。毛泽东的讲话很简短,却让艺术家们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来的文艺界代表都鼓掌欢呼,由衷地激动。周恩来同志的报告给我印象很深,尤其是其中有一段,他说:‘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他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看作人民艺术家。在新中国,艺术家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会上,让贺敬之印象深刻的是感受到文艺力量的强大。“我有幸聆听了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讲话。延安整风时期,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我们的整风文献。茅盾去过延安,在鲁艺给我们讲过《中国市民文学史》的课,他的作品在延安也有很多人读过。这次文代会上,我还见到了周扬、艾青、赵树理、柳青、何其芳等。在那个时候就感觉革命文艺队伍很强大,有杰出的人才。”贺敬之说,在此后的文艺发展中,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精神还是继承和发展下来了。

这次文代会上,贺敬之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

1939年贺敬之(右一)北上延安前与同学的合影

这一年,贺敬之还出席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并成为团中央组织的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员。“开国大典这一天,我们在返回途中,在莫斯科,我们同苏联友人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继《回延安》之后,《又回南泥湾》《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这些歌唱伟大时代、反映人民心声又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的诗章,不但在贺敬之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树起了艺术高峰,而且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也是标志性的诗歌名篇。

贺敬之从中宣部副部长、原文化部代部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大部分时间在和疾病作斗争,除了之前查出的肺癌,又患了白内障,腿脚也不好。尽管这样,他还是先后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贺敬之文集》,还写了不少回忆性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即兴而作的诗歌也不在少数。

年轻时的贺敬之与夫人柯岩

2015年9月3日,贺敬之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登上天安门城楼东观礼台,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看着战机在蓝天掠过,他为祖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军力而深深震撼、热泪滚滚。他感慨道:“回顾往事,最使我心潮难平和深思不已的不是平凡的个人经历,而是身心所系的伟大时代,那个时代的当时、后来和未来。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对‘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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