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是指1726年至1730年，雍正废除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

这项制度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原来“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禁锢，消除了明朝以来土司的半独立半割据状态，强化清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促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从历史影响上看不亚于康熙收复外蒙古以及乾隆皇帝“十全武功”。

土司制度的前世今生——从民族自治到尾大不掉，割据一方

从秦汉至隋唐的一千多年里，西南地区开发缓慢，地理闭塞、土壤贫瘠、经济落后、民风彪悍。

对于汉人中央王朝来说，该地区是毫无利用价值的存在，因此实行羁縻统治，即通过“以夷制夷”的方略维护统治，中央王朝只是在当地维持基本的军事力量，以及缴纳象征性税赋，其余事务一概不问。

这就导致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统治极具伸缩性，当国力强盛时尚可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一旦王朝陷入衰落，西南边疆就宣告“单飞”，所以西南边疆从未被中原汉人王朝视为真正固有领土。

到了元代，情况稍有不同，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同时对南方民族地区统治更加深入。

可恰恰上层蒙古统治阶级人才严重不足，对汉族士人治理西南边疆又不放心，于是创造性建立土司制度。

即以律法形式承认少数民族首领享有世袭地位，并授予官职为土司，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所有，土司集行政、司法、财政于一身，掌握本部族生杀大权。

元朝实行土司制度的本质就是“以夷制汉”，通过对西南地区部族首领的政治妥协，换来制约汉人。

同时也成功稳定西南边陲的局势，毕竟获得中央政权的认可对自身统治来说是一份可靠的政治保障。

但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中央政权对西南控制薄弱，朝廷的敕诏在这里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

明朝开国后继续沿用土司制度，到了明中后期，土司制度发展到高峰，随着土司的坐大，西南三省对明朝中央政权的离心力不断增强。

土司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除了不能登基称帝，其他一切比照皇帝。

《明史·土司传》对土司这样记载:

“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若朝廷调遣繁多，则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

朝廷稍有不顺其意，就起兵作乱，从隆庆到万历，西南边疆动乱频发，1590年，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反叛，万历派24万大军镇压，直到1600年才平定叛乱，成为万历三大征之一。

不过一直以来，明朝政府对西南土司也只能安抚，只要不闹事就好，以至于民间流行这样的民谣:

“官府只爱一张纸，打失（云南语遗失的意思）地方两千里。”

清朝的国土理念: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1644年满清入关，在十多年时间里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与以往汉人王朝不同，清朝统治者没有“内华夏外夷狄”的意识，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建设和国土守护理念，为此朝廷倾注大量心血。

早在顺治后期，清廷就鼓励内地居民迁徙至云贵垦荒耕种，1704年康熙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及儒化教育，禁止当地苗民宗教祭祀活动，并推行三纲五常及忠孝节义观念。

到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对西南的开发更加深入，云贵总督高其倬开垦怒江上游数百里土地，这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在西南边疆进行直接行政干预。

而清廷的向西推进与当地土司的摩擦也不断增加，在土地、矿藏等资源开发，以及驿路通行、外来人口进入等问题上矛盾尖锐。

比如:清军在贵州广顺想建营房防汛，当地土司竟用石头挡住去路抵制清军入驻，云贵总督高其倬为了免生事端，只能给广顺土司财物礼品，以求放行。

对于土司的狂妄自大，雍正十分懊恼，他认为清朝已统一天下，桀骜千年的蒙古极边部落都已降服，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目前西南虽无反叛之可能，但长此以往必为大患。1725年雍正将自己的得力心腹，时任广西巡抚的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解决土司问题。

改土归流:杀一儆百，恩威并施，中央政权废黜土司，建立直接统治

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之时，西南局势比想象更加严峻，用鄂尔泰的话说:滇南东川一带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

经过长达数月考察，鄂尔泰正式向雍正上奏:

“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

直到此时改土归流的概念被鄂尔泰正式提出，核心要义是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雍正对此大为赞许，命鄂尔泰主导改土归流事宜，并定下土司主动接受改土归流为上策，以武力解决为下策的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策略。

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朝廷大臣反对，认为土司制度已存在几百年，积重难返，稍有差池，必将引起地方动荡。

同时这项制度也遭到土司的强烈反对，但雍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鄂尔泰改土归流。

对于土司的抵抗，鄂尔泰调动四川军队，决定拿几个势力较大的土司开刀，做到杀一儆百。

首先鄂尔泰向经常挑衅清军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在清朝正规军的实力碾压下，广顺遭到毁灭性打击，长寨土司完全被摧毁，鄂尔泰立即派流官治理，改土司为长寨厅，鄂尔泰“改土归流”取得胜利开端。

此后鄂尔泰挥师挺进，或军事镇压或劝服招降，很快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2170余寨，取得辉煌战果，镇沅地区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组织联军抵抗均被活捉。

接下来，鄂尔泰把矛头对准广西泗城土司，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兵力四千余，武器精良，鄂尔泰一面对其招抚，另一面以强大军力对其威慑，岑映宸为自保，只能乞求投降。

泗城土司政权的崩溃，震撼了广西其他大小土司，他们纷纷向清廷交出印信和兵器，史料记载:

“广西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后缴敕印、纳军器二万余”。

1728年广西所有地区全部实现改土归流。雍正大喜之余，于同年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同时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

由于贵州土司势力较小，再加上有广西的前车之鉴，在张广泗的压迫下，贵州土司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印信，主动归政中央，鄂尔泰随即设县村加强管理。

在此后的两三年间，十几个盘踞上百年的大土司纷纷被平定，到1731年，云贵、广西三省全部实现改土归流。

为了巩固改革成果，鄂尔泰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设府州、建学校，将西南三省直接归纳于清廷直接管理下，至此彻底解决上千年来中原王朝与西南边疆的割裂关系。

改土归流的影响

雍正实施改土归流解放当地生产力，使原来开发水平较低的边远山区得到很好开发。

广西和云南的人口在康熙末年到嘉庆末年的上百年间，人口总数分别由100余万增加到700余万，90余万增至400余万，即分别增长为原来的7倍和5倍。

更重要的是，改土归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消除潜在分裂因素，打破了土司制度下民族禁锢隔离状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