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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五经”

26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3-05-23 16:10:16    

儒家经典,首先包括“五经”,“五经”共9本书,即《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周,一般认为即周朝,“易”,历史上认为“易”有三义,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即认为“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易传》即“十翼”,包括文言、大象、小象、彖、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春秋直至汉代初年人们研究与阐释易经的十篇文字作品,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周易》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影响深远。许多重要的哲学观念如“阴阳”的观念,即出于《周易》。中国的“取象思维”的思维方式,最早也体现在《周易》一书。《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历代文人都熟悉《周易》,他们所著的文章中,往往留有《周易》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印记。

《周易》也具有丰富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在“君子教育”方面,周易有很多论述。《周易》的六十四卦,即六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五十三篇讲到“君子”应该具有怎样的品德,可以把《周易》看做是一部“君子教科书”。

源于《周易》汉语成语,至今仍然经常运用的就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持之以恒、谦谦君子、突如其来、虎视眈眈、反目成仇、立竿见影、殊途同归、文过饰非、乐天知命等等。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有三种版本。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梅赜所献的《尚书》后被称为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伪《古文尚书》,按王国维的看法,不可能完全出于伪造,至少也是一个晋代汇集各种残篇的辑佚本。

《尚书》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文献依据。《尚书》又是政治教科书,通过各篇记载尧舜禹及殷商君臣的言论和政迹,说明其为君、为臣、从谏、纳言、用贤及为政之道的。《尚书》所写的议政场面,君臣之间犹如亲密的兄弟,这让后人神往也让后人感叹不已。司马迁就讲:“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史记•书•乐书》)《尚书》具有民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重要的命题,对后代有深刻的影响。后来许多士人也受到《尚书》政治理想的感召,并且以此批判时政。如中唐时期的韩愈,在其《上宰相第三书》中就写:“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发。”以此为标杆来衡量与批判中唐时期的政治。柳宗元在宪宗即位之初作《贞符》,称帝王“受命不于天”,这也是发挥了《尚书》的思想。《尚书》也是我国最旱的散文集。刘大杰说:“《尚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也是中国最古的散文”。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语言是最难懂的。韩愈都说它“佶屈聱牙”。《尚书》语言难懂,除了年代久远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一些篇章用的是当时的口语。如傅斯年所说:“《周诰》最难懂,又不必是因为它是格外的古,恰恰反面,《周诰》中或者含有甚高的白话成分。”

《尚書》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是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孟子即“言必曰诗书”,因此《尚书》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成语,至今活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如下的成语都出自《尚书》:同心同德、有條不紊、有備無患、離心離德、功虧一簣、多才多藝、名山大川、克勤克儉、暴殄天物、明若觀火、玉石俱焚、發號施令、巧言令色、垂拱而治。《尚书》还留下许多名言,如“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

《诗经》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赋是直陈其事,比是譬喻,兴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把风、雅、颂与;赋、比、兴合到一起,称《诗经》“六义”。

《诗经》中的诗歌,本来就是执政者出于政治目的来采集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诗经》广泛地应用于政治与外交之中。而后来,《诗经》也被士大夫用来作为约束君王,批评君王不当行为的精神武器。直到唐代白居易作《新乐府》组诗,还模仿汉代《诗经》编排方式,为自己的组诗写有“大序”,每一篇诗歌又有一两句话的“小序”。由此可见白居易约束君王的苦心。诗经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语。这也对君王构成一种心理上的约束,并给意见的诗人以勇气。

《诗经》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讲,人格的形成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此中国教育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

《周礼》、《仪礼》和《礼记》统称“三礼”。《周礼》一书,原名《周官》,主要是讲周代的官制。《周官》根据人法天的原则按天地春夏秋冬设置了六大官属,每个官属下辖六十官职,共计三百六十官,符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大数。《周礼》描绘的,是理想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蓝图,涉及到了从国家大政到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大到建国定都,小到餐饮器具,无所不包。《周礼》的核心思想是注重制度建设,注重礼法,记载了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制度,也提出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对后世政治制度和变法革新起过借鉴作用。北朝西魏宇文泰执政,即以《周礼》为蓝图组织政府机构,并实现授田制。唐玄宗也仿《周礼》制《开元六典》。北宋王安石变法也取法《周礼》,并作《周官新义》。他们都把《周礼》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依据。《周官》设置了六大官属,这种做法一直被沿用下来,直到明清两代,中枢机构的设置还基本承袭《周礼》的六官设立六部。

《仪礼》本名《礼》,是“礼”的本经,成书最早。《仪礼》总共十七篇,是为贵族制定的行为规范,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在春秋时期的贵族社会中具有现实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贵族社会解体了,这些具体的礼节,有许多已经失去了意义。到唐代,士人对这些礼节已不很熟悉。韩愈《读仪礼》:“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即是说,到唐代《仪礼》没有现实意义,只有史料的价值。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时的心得,有对经文的解释,还有一些礼规上的补充。所有这些加起来便成为《礼记》。《礼记》内容广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一些部分:《礼运》篇,描绘了大同社会理想。《学记》,这是一篇教育学的专论。《乐记》,是系统、成熟的文艺理论著述。《乐记》深入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提出了“情本说”和“物感论”两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学》与《中庸》两篇,朱熹选取出来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成为《四书》。《四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春秋》中国是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周代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余年间的历史大事。《春秋》文字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每条不过四十余字。春秋叙事有一个特点:似乎没有任何主观表示,但辞章中暗藏着作者对历史事件或褒或贬的主观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春秋》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需要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儒家认为,君王需要认真听取大臣的意见,若能接受大臣的意见,即使是处于危机中也能转危为安,否则轻则遭受损失,重则亡国,或者是惹来杀生之祸。儒家的这一思想,在《左传》中有鲜明的体现。如“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人们,国君只要听取大臣的意见,即能转危为安,謇叔哭师告诉人们,国君不听劝告会有重大损失,宫之奇谏假道说明国君刚愎自用会亡国,晋灵公不君告诉人们国君拒绝接受批评会惹来杀身之祸。《左传》是一部的史学巨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古文观止》一书选《左传》最多,达29篇。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其特点是,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变易观点,称孔子所作的《春秋》,是将春秋242年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就是“公羊三世”。“公羊三世”说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谷梁传》具有鲜明的民本主义思想,赞扬这些爱护百姓的君王,批评昏君暴君,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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