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明末冯梦龙等人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合称为“四大奇书”的做法，只是世人对相关小说的一种接受行为，并无特别的文化趣味与批评价值。然而，将上述四部作品连称为“四大奇书”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批评方式，亦是重要的阅读策略，具有重要的文化涵义。从“辨体”角度看，明清之人热衷于“四大奇书”的提法，往往带有对相关小说展开文化地位与文体甄别的新批评期待。明清小说批评者对“四大奇书”进行了相应的观念梳理与用法构造，将“四大奇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对象进行叙述或批评，具有某种程度的经典建构趋向。具体而言，明清时期关于“四大奇书”连称批评时的“辨体”包含体制甄别与破体路径两方面，带有明“体”显“用”的特征。
连称批评的体制甄别
所谓体制甄别，强调对“四大奇书”写作风格与知识趣味的独特性进行甄别，尝试确立新的文体规范。清人李渔《〈三国演义〉序》说：“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此处强调在“小说家”内进行“从其类以配其奇”的实践，强化“四大奇书”作为典型的“小说”与“经”“史”部类有别，就是对“四大奇书”进行文体甄别的批评思路。它甚至规定了“四大奇书”之“奇”的叙事典型。《林兰香序》亦言：“近世小说脍炙人口者，曰《三国志》，曰《水浒传》，曰《西游记》，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所谓“自成为一家”，进一步肯定“四大奇书”具有独立的文体特质。
对文体特质的新表述，推动了明清小说批评者对“四大奇书”可能隐含的取材、形式、手法及接受意义等符号系统展开研究。相关探索进一步促使明清小说批评者注意对“四大奇书”的创作手法与文本特征做出甄别。典型之例，明人张誉在《新平妖传》“叙”中指出“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之后，认为“《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而“《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并将“四大奇书”与“传奇”戏曲做比较，以明各部小说之间的独特风格，及其与“传奇”有别的文体异趣。张誉又言：“辟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尝试说明在“以幻为奇”的写作风格中，世人认为“四大奇书”各部作品之间含有文风有别的写作策略，从而形成了诸部小说“奇”趣各异的文本叙事。
从李渔对王世贞、冯梦龙的不同说法做出选择的批评过程中可以发现，“四大奇书”的连称作为一种彼时社会交流活动的媒介与结果，能够有效推动小说批评者之间的各类异趣论争。尤其是在“小说家”内提出“四大奇书”之初，已隐含对相关小说进行“辨体”的考虑，乃至带有以此为“尊”的潜在意图。后世小说批评者时常所言“未脱‘四大奇书’之窠臼”（黄人《小说小话》）等批评话语，就是世人认可并效仿“四大奇书”文体规定的集中体现。
融“经”“传”的破体路径
明清小说批评者认为“四大奇书”具有一种以“经”“传”为小说的破体意味。在小说“经”“传”化等批评模式的推动下，明清小说批评者探寻“四大奇书”的文化价值，借此建构“四大奇书”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经”“传”本质相一致的现实存在及传世意义。明人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言：“士林之有野史，其来久矣。……要之皆以维持世道，激扬民俗也。故董、丘以下，作者叠出。是故三国有志，水浒有传，原非假设一种孟浪议论以惑世诬民也。”清人黄叔瑛《三国演义序》亦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编纂具有“笔削之能，功倍作者，经传为然”的特点。此类批评是对“四大奇书”具有与“经”“传”相似文教意义与社会价值的肯定，凸显了其在“志”“传”“记”等文类规范下的独特文本叙事。
叙事策略的强化结构，最终促使明清小说批评者寻求“四大奇书”具有“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的破体取径。李渔《〈三国演义〉序》针对“四大奇书”的叙事选择与知识趣味，有精辟之论：“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独是事奇矣，书奇矣，而无有人焉起而评之，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锦心，口非绣口，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汉唐而下诸演义等，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他认为“四大奇书”形成了“文奇”“事奇”“书奇”的独特趣味，最终诱发小说批评者进行“锦心绣口”式批评的热情，从而在“信其奇”的接受中对“四大奇书”的文本展开各种“奇”趣的阅读体验。
明清小说批评者注重对“四大奇书”新知识趣味的阅读猎取。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称“四大奇书”“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认为《水浒》“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三国演义》“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西游》“为证道之书”，《金瓶梅》“深切人情世务”“真称奇书”。这即是认可“四大奇书”各部作品文本结构有别的知识趣味。而此类知识异趣是在“奇书体”内进行纵横比较的结果，以便针对“四大奇书”的异样旨意展开品味有别的阅读体验。故刘廷玑又说：“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这就清楚看到不同读者新的阅读期待对于其观猎“四大奇书”时会产生一种先入之见，在新的阅读期待中勾勒出“四大奇书”新的知识意义，乃至在“善读”的探索过程中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愉悦体验。
凡此种种，皆是明清小说者意图在通俗章回小说之中形成新的典范作品，努力突破“常体”的限定，最终形成“四大奇书”融“经”“传”的知识特征与文化意义以另立新类的“破体”态势。
从“辨体”看“尊体”建构
明清小说批评者延续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所言“文有体，亦有用”的批评思路，认为“四大奇书”的文本特征与知识趣味在特定体制的规范下，能够赋予普通读者特殊的“奇”趣期待，令读者在新的趣味寻求过程中建立新的文本感知视域，形成独特的接受常态。从“辨体”的文体批评角度看，“四大奇书”的连称批评是一种从“尊”到“变”、再由“变”到“辨”的经典建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提高“四大奇书”作为一个关键批评范畴的存在意义，进行文体独特性与存在导向的意义建构。它是在一种“文学”与“非文学”的多重意义交织中，对“四大奇书”作为一类整体性文本的内涵特色、文本形式、品质价值及其阅读体验，展开合理性的辩护、潜在意义的多重挖掘与批评功能的多维实践。
上述做法有别于完全否定“四大奇书”知识特征与文化意义的为卑成见，而是寻求其作为一类批评范畴如何展现通俗章回小说衍变过程中“文本同而末异”（《典论·论文》）的多样形态，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且自觉的批评意识。此处所谓“文本同”，强调“四大奇书”具有类似的审美趣味、文体形式与知识结构；“末异”则侧重“四大奇书”在相似知识结构与文化价值的规定下，各部小说的叙述颇具独特性的行文表达或文本叙事。由此表现出一种求新求变的批评趋向。这也是明清小说批评者尝试有效建构“四大奇书”的批评观念、提升其文化价值等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类批评选择呈现了“四大奇书”作为一种认识视角在明清衍变过程中的真实内涵，以建构“四大奇书”进入世人观照视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达到正本清源且借此变更认知视角的批评诉求。上述批评诉求客观形成的批评进路与推崇导向，使得明清小说批评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四大奇书”为尊、为新、为异，最终促成“四大奇书”“辨体”批评背后的“尊体”建构。
可见，“四大奇书”认知框架之于读者批评的推动意义，或者说对于“四大奇书”流播的着力所在，主要是基于“四大奇书”的认知框架来总结相关小说特殊的知识特点、现实意义及其对世人阅读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的阐释范式。
